《唐六典》卷二十载：“凡市，以日午击鼓三百声，而众以会；日入前七刻，击钲三百声，而众以散。”这短短二十余字，勾勒出长安东市、西市每日的营业节奏。坊门与市门并非随意启闭，而是由设置在宫城正门承天门上的鼓声统一指挥。每天黄昏时分，承天门鼓声响起，先敲一百下，稍歇后再敲一百下，如此反复，直至鼓声传遍全城。各坊坊正听闻鼓声，便关闭坊门；市署官吏则依律击钲，催促商贾收摊离场。
这套时间信号的制定，依据的是太阳在天空中的实际位置。唐代沿用《麟德历》，将一天分为一百刻，日出与日落时刻随节气浮动。日入前七刻，换算成现代时间大约是日落后一小时左右，恰好是暮色初临、行人归坊的时刻。鼓声不仅是计时工具，更构成了一道物理屏障——夜鼓响后仍在街上行走，即触犯“犯夜”律条，会被巡街的金吾卫执拘。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：“诸犯夜者，笞二十；有故者，不坐。”所谓“有故”，须持有官府发放的“夜行文牒”，通常是婚丧、急病或官方差遣。
坊市开闭时间的严格程度，在唐文宗大和五年（831年）的一条敕令中可见一斑。据《册府元龟》卷六十三记载，当时有官员奏称，长安城部分坊门在闭门后仍私下开启，供人出入，文宗下令“宜令金吾街使严加捉搦，如更有违，本坊正及监门使各决杖六十”。这条敕令从侧面说明，即便在唐代中后期，坊墙与门禁制度仍被视作维持城市秩序的根本。
宋代以后，坊墙逐渐坍塌，临街开店成为常态。北宋东京城（开封）的夜市可以营业到三更，五更又再度开张，坊市开闭的严格节律被打破。但唐代那种以鼓声统率全城作息的方式，并未完全消失。明清北京城依然设有钟鼓楼，每日晨钟暮鼓报时，只不过报时的对象从坊市商贾变成了整个城市的居民。直到民国初年，北京钟鼓楼的报时功能才正式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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